简单版：①. 智者运动时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这一时期的智者们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一次唤醒了人类的自我意识.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决定作用.
②. 文艺复兴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以此出发,他们承认人的价值和力量,重视现世生活,因而主张发挥人们的创造力,追求自由,幸福和物质享受,反对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
③. 启蒙运动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抨击教会的权威和迷信,反对封建和愚昧,提倡科学,自由和平等,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走现世的黑暗,努力构建一个更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社会.
泛泛版：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可大约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
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差异：具体内容
共性：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
——因为它们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与不足.
①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一概念,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
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纯为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复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最后根据.
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
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他觉,依他而觉.
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
其成就在：这种人文主义能极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
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
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而是松散的、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
这是因为,人文主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并不能挺立得住.
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
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对中世纪教神学桎梏的对峙和超脱.
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
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
所谓“再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
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
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
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我.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
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于就才情气而说”.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之纠缠”.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
③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反抗而成立.
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缩与沉着.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反省与分解.
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爱好中收缩回来,沉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性与直觉分开.
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主体为纯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
但另一方面,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拉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原因.
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
他们从一种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
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则见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弥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
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见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绝对地不相容了.
但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然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
后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引. 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在化于生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中,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
这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性.
“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
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
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相纠缠的弊端.
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
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
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
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科学技术发展史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天,当人类豪迈地飞往宇宙空间,当机器人问世,当高清晰度数字化彩电进入日常家
庭生活,当克隆羊多利诞生惊动整个世界,当人们在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而叹为观止
的时候,你是否了解化学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分离科学——的优异功效在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呢?
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工程被誉为当今三大前沿科学,新材料还被誉为现代文明的支柱
之一.这是因为没有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功能奇特、高纯度的新材料,所有的高新技术只
能是空中楼阁,电脑、机器人、宇宙飞船等都只能是天方夜谭,所以不管怎么样的高新技术
,都是要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进而分离或合成出高纯的材料为基础的.化工分离纯化技
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各种需求变成现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现代分离
技术已经可以使产品的杂质含量低于十亿分之一,被誉为现代分离能手的溶剂萃取（液液
萃取）就是现代分离技术中的一种.例如在核燃料的后处理中,用萃取分离技术对被辐照过
的核燃料进行处理,提取人工核素钅不239,其中铀和钚的收
率均可以达到999%.去除强放射性物质的效果（去污系数）可以达到106~108.
“溶剂萃取”作为一个名词,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但作为一种实用的分离方法,却早已被
人们应用于实践中.溶剂萃取用于无机化合物分离的历史是有案可查的.1842年皮尔哥德(P
eligot)首
先发现用二乙醚可以从硝酸溶液中萃取硝酸铀酰.随后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了其他一些无机
物也能被某些有机物所萃取,并据此初步建立了半经验的液液平衡的定量关系.到19世纪
末,能斯特(Nernst)利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对液液平衡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著名的能斯特分配定律,该定律为萃取化学和化工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人们开始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于有机化工和石油化工领域中,如用酯类萃取剂萃取醋酸,用
液态二氧化硫作为萃取剂从煤油中去除芳烃.20世纪30年代,人们试图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
于稀土元素的分离,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0年代,原子能工业
在战火中诞生,基于生产核燃料的需要,萃取分离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均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磷酸三丁酯作为核燃料的萃取剂得到应用后,萃取分离技术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随后,萃取分离技术在稀土的分离、湿法冶金、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医
药、食品、环境等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现在,萃取分离技术几乎可以涉及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已成为分离技术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只要你认真了
解一下萃取分离技术的辉煌历史,就会被其优异的功能所吸引.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也在从大科学技术时代向超大科学技术时代转变.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既有别于个人主导下的小科技时代,也有别于主导下的大科技时代,而是一个以企业科技创新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科技发展时代,超常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逐步取代常规科学技术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和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科技发展的超大科技时代必然引起各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作为一个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研究人员,本人愿在此与广大网友就“超大科技”问题及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问题与网友进行互动与探讨,以期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现代科学史研究亟待开展
“人创造历史,却对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茫然无知.”西方哲人的这句名言陈述的好像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100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化的大潮中颠簸沉浮,进退失据,至今仍然处于追赶先进的路途上.因此,对于自己的近代史,往往觉得乏善可陈,不堪回首,或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或有意回避,甚至刻意编造.近代与古代的强烈对比,尤以科学技术史为特出,加之一段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人们讳言近现代史,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古代科学技术史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科技史则少人问津,在相当程度上仍隐身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近代科学技术自19世纪传入以来,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过程.从19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和“求强求富”,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战略,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人的贡献还相当有限,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力求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们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研究近现代科技史必须吸收国际研究近现代科技史的丰富成果,需要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深沉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代的科学技术史已不再局限于描述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演变（如各种各样的学科史）以及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树碑立传这样一些传统的历史体裁,而是致力于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研究科学与技术特性,从而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等密切相关,因而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学者的重视.对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探讨,受到了国际科学技术世界的重视,出现了许多重视成果.相比之下,我们的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还很封闭,亟待吸取相关研究的经验. 近三十多年来,科学技术史领域内借鉴哲学、人类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科技史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交叉,形成了科学技术史领域内的多种研究取向和路径,极大地拓展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科学技术史领域的这种变化,既有其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更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在科技史领域的反映.在科学技术主导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与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日趋密切,但是科技发展所引起的诸如生态环境问题和伦理困境等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科学技术的特性和本质以及科技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史也是其相关学科如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技术史,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工作,不仅仅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内部需要,也是以科学技术史为中心的相关学科的基础性工作.
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 427页.）而今天众多著名科学家对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深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世纪里对人类文明再次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 220.175.139.* 2006-4-27 13:07 回复此发言
7 科学技术发展史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科技的实用性被固定了下来,但有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把秦始皇打击的儒家树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作为整理已有科技知识的重视时期,像医药、天文历法、数学与农学四大传统科技或者在此时成书,或者在原有基础扩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以实用性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这种特色,不仅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自然科学各分支中表现出来,在工程技术、农学、医药学等方面更突出地显示出来.譬如,就我国古代的物理学而言,力学知识是与农耕技术、都邑建筑、铁制工具、各种原动力和简单机械的应用、水利工程、船舶制造、材料选配等紧密相连的；声学知识是与乐器制造、音乐娱乐活动、礼乐制度的推进、特殊需要建筑的建造以及军事活动等紧密相关；热学与物性学知识则与冶炼业和炼丹术、火药、火箭的研制,气象、气候的观测以及日常生活等相联系,电学与磁学知识则与雷电现象的观察、防避,冶铁业的发展,地形测量,航海事业,军事,医学以及日常生活等紧密相关,光学知识则与古镜研制、照相、火的利用、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天然晶体的考察等息息相连.当然在古代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也有单纯是为了寻求物理规律的揭示而进行研究工作的,如元赵友钦之于几何光学,但那毕竟是少数.
对于已形成体系的天文学、数学,其实用性特点也不例外,例如天文学就是围绕“颁历授时”等维护皇权的实用目的而展开研究的.由于主要致力于制订历法和异常天象的观测,在历法及天象记录两方面虽有不足之外,但成就却是明显的.数学的发展是与急需回答的各种测量与计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往往侧重于计算出具体数字,显示出很强的程序性.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国古代的有些学科,像医学、数学、农学、天文学也有其独特体系,中医、中药学以阴阳五行说为主导,包含八纲辩证、六经分证、经络腑脏、治则治法、药方配伍、预防预后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数学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的特征与刘徽《〈九章算术〉注》等代表性著作所表现出的严密细致的推理论证；以及农学中天、地、人三者统一并强调人的作用的基本理论；天文学中的盖天、浑天与宣夜说的宇宙理论都是例证.然而,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在古代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譬如古代天文学中的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那是很突出的.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里还表达出人们已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关气象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取得很大的成就.利用物候知识安排生产,以不误农时,促使物候历在我国出现较早,以记载各月物候和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夏小正》就是一部最早出现于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物候历.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8000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它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经验,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除了适应皇族追求长生不老的需求以外,应当讲也是与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息息相关的.
再就农业本身而言,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就很发达,悠久的农业历史,使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得到了丰富的积累,传到现在最早的农学论著,距今至少已有200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其中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圃艺畜牧和蚕桑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也有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加工等内容的.专业农书,则?/ca>
1．数学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的养成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所在.自第一次数学危机之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古代哲学与数学不分家）就开始意识到人类的直观的不可靠,数学的理性精神就开始发展.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勇于批判的精神.并以此为重点,一以贯之通过数学教学来培养人类的理性精神,而这应该是数学教育的最高境界.
2．数学思想与方法
数学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是一种理性化的思维范式和认识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些运算的规则和变换的技巧,它的实质内容是能够让人们终身受益的是思想方法.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始终关注数学的这个本质特征,避免单纯追求数学学习的知识化倾向,注重能力、思维的培养,让学生终身受益.
小学阶段的数学思想主要有：公理化、符号、集合、模型、化归、恒等与不等、数形结合、函数与对应、无限等重要的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类化、转化与变形、对应、假设、猜想、观察、化简、推理和证明等重要的数学方法.
3．数学的美
数学是美,是一种具有新的美学维度的精神空间.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而且有至高的美.”数学的美不象自然美、艺术美那么鲜明、亮丽而潇洒,甚至也不象其它社会美那么地直观和具体,它抽象、严谨、深沉、冷峻而含蓄,是一种理智的美.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努力发掘数学的特有的理智美,引导学生去欣赏、体会数学的美.小学阶段数学的美学价值主要包括：动态美、静态美、对称美、不对称美、直观美、抽象美…….
4．数学的应用价值
数学的文化意义还不仅在于知识本身和它的内涵,还在于它的应用价值.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加强数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增强数学的应用性,让学生体验到数学的应用价值.
5．数学的历史文化
数学文化的内涵不仅表现在知识本身,还寓于它的历史,它是一种历史存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揭示数学知识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我们认为数学既是创造的,也是发明的,大到一门学科,小到一个符号,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出于某一种思考而产生的.我们的数学教育应当努力还原、再现这一发现或发明的过程,探寻数学知识的源泉,重建被割裂的数学知识与现实背景的联系.
哥德巴赫是一个德国数学家,生于1690年,从1725年起当选为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在彼得堡,哥德巴赫结识了大数学家欧拉,两人书信交往达30多年.他有一个著名的猜想,就是在和欧拉的通信中提出来的.这成为数学史上一则脍炙人口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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